14世纪中叶，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惨、灰暗的时期。从1347至1353年，一场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席卷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而欧洲因二战而死去的总人数为其人口的5%，足以看出“黑死病”的恐怖程度。
毋庸置疑，它给当时欧洲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从后世的眼光出发，它却意外地催生了文艺复兴的爆发，现代文明的曙光，就是从这场瘟疫开始透了进来。
01
有时候历史会把一场悲剧变成一场喜剧，文艺复兴前夕发生的黑死病就是如此。
从黑死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及所导致的欧洲人口锐减而言，它当然是一场悲剧，但是放在欧洲社会走出中世纪的大背景下，它似乎又变成了一场喜剧，从客观效果上大大加快了社会转型的进程。
对这场灾难，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准确的称呼，基本上笼统地称为瘟疫。该瘟疫主要有两种典型的症状：一种症状是在腹股沟和腋窝下形成肿块，一种症状是脖子上有肿块，通常伴随着身体其他部位的小水泡，伴随着突然发冷、发热和针刺痛的感觉，浑身倦怠。有时还会引起肺部感染，出现胸痛和呼吸困难的症状。这种病是由啮齿类动物携带的，一般不大会在人类间传播，但是如果环境出现变化，这些啮齿类动物特别接近人类生活，那么就可以通过另一个媒介跳蚤传染。
黑死病传播路线图
该瘟疫在1331年至1332年活跃在中亚地区，然后开始向南进入中国和印度，向西到达波斯，并在1345年至1346年到达南部俄罗斯，包括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此后，这种瘟疫迅速沿着重要的商路传播。就欧洲而言，当时主要的传播线路是沿着陆路到达克里米亚，然后通过热那亚在黑海的商业中心经海洋到达意大利。1343年意大利的商人在加法城（Caffa）遭到鞑靼人围攻，为染上瘟疫的鞑靼人所感染。这些染病的热那亚人在1347年逃到君士坦丁堡，并于同年到达意大利，导致瘟疫在意大利迅速传播。从地中海开始，黑死病向北传播到法国，在1348年洗劫了阿维农，并于6月到达了法国。与此同时向西传播，穿过图卢兹和波尔多，在加斯贡尼渡海于1348年夏天到达英国。瘟疫在英国迅速从港口燃遍了内陆，并于秋天到达伦敦。
这场瘟疫断断续续在1349年结束，但是很快接连发生了几次同样的瘟疫，只是没有这一次严重。这场瘟疫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灾难，几近三分之一甚至半数的人口死亡。
02
面对黑死病的大规模暴发，人们不禁要问，它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战胜这场灾难？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权威部门作出解答，也对欧洲的思想文化传统进行了拷问。
作为权威部门的教会出面进行了解释，他们说黑死病的发生是上帝因为人类行为不端而愤怒，从而降灾惩罚人类。如果要想灾难停止，只能祷告上帝。但事实是祷告并未能阻止人们的死亡，而且教会把人们集中起来进行祈祷，反而加速了人们的死亡。
医生也出面解释，他们认为瘟疫的发生是星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星球之间相互发生作用，会产生某种弥漫于太空的气体，气体刮过地面之处便会产生瘟疫。他们认为，为躲避瘟疫，人们要待在低的风刮不到的地方，并时常闻有香味的木头，等等。当时医学的极度不发达也大大削弱了医学的作用，那时外科医生往往是由剃头师傅兼任的，而内科医生则醉心于理论阐述。
有的小修道团体也出面帮人解释，他们认为既然正统的教会通过祈祷不能阻止瘟疫，那么我们应该自行采取其他措施来平息上帝的怒火。一种方法就是寻求圣徒的保护，尤其是寻求圣母玛利亚的保护，她作为女性对人类有慈爱之心，而且作为耶稣的母亲能够让耶稣回心转意。另一种方法就是自我实行更加严格的赎罪措施——自我鞭笞，由此产生了鞭笞运动（Flagellants）。
有的人开始将瘟疫视为社会异己分子的破坏，于是他们找到了倒霉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有组织地大规模在欧洲的井水中投毒，结果导致大批的人染病。欧洲因此而兴起了大规模的屠杀犹太人的运动，即使教皇等权威部门出面制止也无法控制局面。
但是这些解释和措施对阻止黑死病和减少人口死亡都毫无效用，死亡当前，任何解释和措施都会立刻得到检验的情况下，那些看似权威和正统的部门公信力大幅下降，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开始自发出现一些理性主义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首先，人们认识到瘟疫似乎和污染有关，于是每个城市开始自发地采取清除污染的措施，清理街道、整顿血污遍地的屠宰房，等等；其次，人们认为，清除瘟疫应该控制瘟疫的传染源，于是许多地方开始集中清理因瘟疫而死去的尸体，统一采取消毒、深埋的措施。另外，人们也认识到，作为个体要避免感染，也必须使自身与瘟疫源隔开来，于是隔离服也开始出现。
除了这些理性的应对措施外，面对瘟疫，人们的生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人将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有些人寻欢作乐；有的人则逃亡到郊区。社会纪律松弛了，道德下降了，生活进入一种无序状态。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就谈了黑死病给人们造成的影响：“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城里的人们大难当前，丢下一切，只顾寻欢作乐；乡下的农民，自知死期已到，也再不愿意从事劳动，拿到什么就吃什么；从前他们在田园上，在牛羊上注下多少心血，寄托过多少期望，现在再也顾不到了。这样，牛、驴子、绵羊、山羊、猪、家禽，还有人类的忠诚的伴侣狗，被迫离开圈栏，在田里到处乱跑，田里的麦早该收割了，该打好收藏起来了，却没有一个人来过问一下。”
正是在教会等权威机构遭到质疑、人们的思想产生混乱、社会秩序动荡的前提下，新文化有了生长的空间。
03
后世的研究者们将黑死病置于更广阔的西欧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认为当时瘟疫所造成的所有损害都是一种短期影响，它反而在客观上给西欧社会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动力。
首先，学者们在经济领域中达成共识。认为黑死病后的状况是人口短缺，土地价格下滑，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尤其是在西欧，人口下降迫使地主降低租金，为农业劳动力提供高工资，用货币补偿传统的劳役。
戴维·赫里希（David Herlihy）也同样认为：随着人口缩减，下层人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威胁着要抹平明显的社会区别，并削弱社会等级的基础。
哥特弗雷德（Robert S. Gottfried）则认为：黑死病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果。由于劳动力缺乏，各种服务都要求工资大幅度上扬；黑死病带来了贵族的危机，结束了欧洲的自给自足经济，人口开始广泛流动；黑死病也造成农产品的价值下降，而农业工人的价格上升；另外，黑死病也造成地主的社会声望降低，他们管理的能力下降了。
其次，学者们认为，黑死病严重冲击了教会，最终使教会失去了其在经济和文化上原有的领导地位，为新的思想观念的发展留出了空间。1893年一位红衣主教加斯科特（F. A. Gasquet）出版了一部全面论述黑死病的著作《大瘟疫》。尽管这部著作从教会的角度出发责骂这场瘟疫导致了教会的衰落，认为“整个教会体制都彻底瓦解了，所有的事情都要从头开始”。但是他同时指出黑死病结束了中世纪，把黑死病的影响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齐格勒（Philip Ziegler）在他的著作《黑死病》中也详细论述了黑死病对教会的冲击，认为黑死病造成大量的教士死亡，许多教会职位空缺，因此许多不够资格，甚至根本不适合当教士的人也被招入教士队伍，这种局面造成教会纪律松弛和信仰薄弱，这些仓促杂凑起来的队伍已经不可能成为精神的引导人。
多哈尔（William J. Dohar）则以英国的一个小教区为考察对象，详细分析了黑死病对教区慈善事业和牧师生活的影响，认为黑死病的首次光顾便扫荡了将近百分之四十的有俸教士，同时人口的持续下降也使教士的采地变得贫穷，因此到了14世纪末，教士的质量已经不能承担高标准的工作。通过这些研究，学者们向我们表明，黑死病使教会不可置疑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且再也难以恢复。
第三，黑死病对Z府管理和教育有重大影响。就前一方面而言，帕尔莫（Robert C. Palmer）认为，由于劳动阶级有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会影响传统社会的权力机构。
面对这一危机，“黑死病之后，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英国社会的上层构成了更具凝聚力的Z府，从而促使上层坚守自己的职责，同时也迫使下层完成自己的职责”。为了能够顺利达成这一目标，法律成为最主要的工具，“黑死病之后的几十年里，在法律的各个层面都出现了新的发明，与1348年前相比，这些新的法律相对更加具有强迫性”。
黑死病之后英国Z府的变化首要关注的是下层，指望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强迫人们工作，减少竞争，缓和人们对高工资的要求”。由此他总结说，“黑死病的影响造成了英国法律和Z府的转变，法律方面的变化来自黑死病造成的社会创伤，而不是源自对法律原则和诉讼策略的内部考虑”。就后者而言，坎贝尔（Anna Montgomery Campbell）认为黑死病造成了教师的短缺，促成民族语言取代拉丁语而成为教学语言，等等。通过这些探讨，坎贝尔告诉我们，“瘟疫毫无疑问地冲击了大学、教育和学问”。
透过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学者们不但把黑死病的发生提升为西欧经济制度发生转变的巨大动力，而且将其提升为整个西欧社会转型的巨大推动力，似乎在黑死病的冲击和人口下降的情况下，蔓延长达数世纪的庄园制度、农奴制度、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都迅速瓦解和崩溃了；以土地为中心的贵族等级制度、封建秩序也无法维持了；医学从抽象的理论走向了实践；教会不可避免地衰落了；Z府的管理方式被迫改变了，教育和学术也开始转向。
通过本讲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文艺复兴并不是突然在意大利地区冒出来的，它的来路并不是那么简单，在历史的连续性中蕴含着文艺复兴的种子。经济转型带来了新旧价值观的冲突，城市世俗生活的勃兴改变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加深了地区间的联系和矛盾，理性的思维从不同的角度在积蓄着力量，就连瘟疫也无意中起了助推的作用。而这一切都集聚在错综复杂的意大利地区，因而，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出现了。这里是商业和城市最发达的地区，这里是古典学问的故乡，这里是和异教学问接触的前沿阵地，这里是教会统治的堡垒，人们对教会有着最深切的认识，这里四分五裂最能调动有识之士的情感。所以文艺复兴在这里最先爆发，而后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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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史讲稿》
赵立行 著
张雪莉 编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
内容简介
《文艺复兴史讲稿》旨在全面呈现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文艺复兴时代，从多角度揭示文艺复兴的内涵，了解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兴起之间的关系，介绍学界有关文艺复兴的研究和争论，认识文艺复兴对欧洲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意义，从而达成对文艺复兴时代全面客观的理解。
“讲稿”以专题的形式布局，在主题的区别与联系中展开，揭示多重社会因素如何同频共振，共同聚合成一场文化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在不同层面以不同的载体呈现，反映了转型时期丰富、复杂、过渡性的社会特征，演绎出人文主义、世俗主义、科学主义等主题，启示了通向近代社会的道路。
作者简介
赵立行，1966年生，河北景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律史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外国法律史、欧洲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文艺复兴史的研究，长期担任复旦通识课程“文艺复兴史”的讲授。兼任中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等职。曾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等“双千计划人才”等称号。
本期编辑 | 李映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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